传世为主，简帛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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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留地中有位朋友问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尤其询问马王堆帛书和今本道德经之间应该如何取舍。这真的是个要面对的问题，我大概写写我们的意见，大家愿意聊的去论坛仔细讨论。

原来写过一次道德经版本的问题。参见：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417559/answer/46063865

首先，经者，常也。

真正的经，依文而不泥于文。这点恰恰是核心中核心。为啥？因为文能载道，但文字不是道本身。所以不同的文字可以阐述一个道理，甚至相反的文字都可以用以阐述同一道理。得意而忘言。要能得意。得意从文中，兼备师说为钥匙。则其意甚明。

所以传世今本的文献，即便有所增减，甚至删改，也不妨碍其真意流传。不能拘泥于文字。我们论语的训练虽然以文字入手，但这是起点而不是终点。这是把钥匙，而不是厅堂本身。所以既不能离了文字，和禅宗那样不立文字，又不能拘泥于文字，变成小学太过的考据癖。形神兼备才是华夏之道，道门传承的方式。所以别变成咬文嚼字的考据狂。也别变成什么都搀和在一起的粗胚。^_^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说，任何有传承的都是以传世或者和传世文本相差比较小的版本为家法文字的。而不是出土的这些。当然出土的那些本身也有一定意义，下面会讲。

道德经是首尾相抱，处处呼应，整则一体，散则万方之经常。有些地方需要深刻的践行，登高到一定程度才会真正的理解。从古至今对它的解释太多了。也不等于越早就越对。

第二，墓中明器之简文

大家记得我讲过明器吧，在早期古代墓葬中，有些器物是明器，而明器就类似于今人用的纸钱，是有其形而粗疏不得为人用之物，《礼记·檀弓》“备物而不可用,知丧道也。” 明器出现的原因也写了，有的时候叫做荐器。和祭器的功能并不一样，仅仅是随葬器物，这类器物一般比较粗糙薄寡。不能为人使用之典型的特点，所以在某些年代，随葬的经文也是明器思路安排的，不是抽出从新打乱，就是重新誊写，在誊写过程中要有比较明显的反字。这种主要是大贵族才有的。不过郭店和马王堆恰恰是大贵族的地方。^_^

《礼记·檀弓下》:"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明器，鬼器也，虚也。现在的纸钱，烧的东西都是这种的变化。相传是“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

所以在很大程度，或者很有可能（其实我们确实有这种说法）在给陪葬的文本中要改掉某些字，或者把真正的原本拆散，或者重抄一份简版的。这样才合礼制。所以很多明显是抄错的字是故意的。。。

比如帛书中：水利万物而有争句，这明显是抄错，而且有故意之嫌，因为后面都是不争。还有执古之道给写成执今之道也是明确的反书为冥的体现。而恰恰符合我们道教有些文书的规矩。别忘了是按照抬头结尾之数的哈。^_^。有的时候需要换种规矩写东西。呵呵。

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并不如学者那样重视出土文献的原因。因为明显帛书甲乙两本，一本简略，一本粗疏，似有明器之嫌疑。而郭店总共出土才2000余字。更有可能是抽简之明器也，这是葬道。俗语道无明器则鬼闹之类的。其实就是表示人死后的无知和不测。但对生前所用依然有所依赖，是故，以明器平之。但马王堆又有不同，明显是个修炼道家的人物，所以似有所改变一般的葬道。所以需要仔细分辨，这里提出这点，并不是说都有问题的。

这种是我们内部的一种看法，但也不一定。毕竟挖掘时候我们也不在，到底是不是需要综合判断，所以，暂备一说。

第三，《老子》从春秋后就不是一个版本在流传。

老子弟子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绝对不止一位，最起码有三四位是他的学生。而这些先生又都开花散叶。而且侧重点不同。所以老子传本早就不止一种。这点是非常明确的。其中有和儒家相善的，仅仅是补益增强的流派。也有弃绝敝之以为反动的流派。还有阳子等等的流传。所以道家并不是只有一两种对老子的诠释。每个宗流中都保持了老子的一定原貌，但也有环境不同下的取舍侧重。毕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了。所以不管哪个流派的根本皆在道德二字上，也是后世不管道教那个宗派的根基所在。庄子一样也是老子门下一支传承到战国后期的道家大宗。这个以前写过。

传世本基本是在河上公版上修改，王弼版也算这版的，这是汉代武帝对立后，一种以反为补。反者道动的流行版本。也是一个传承有序的。而马王堆那个正是因为来源不同，所以德经在前。这是当时一种思路，先德而后道的修行实用思路。所以是倒着给出。根本不足为奇。只能证明马王堆这位是真正道门或者家人有道门人物居多。

比如前些日子写过的《文子》，恰恰是和郭店楚简中与儒家为善，不悖仁义礼智的思路一致。这个在战国时期也是颇为流行的。郭店楚简就是那个时代的。

郭店版2000余字和史记描述的五千余文时间相差不过两百年，史记又和马王堆相差不足百年。所以看得出来最大可能是不同版本在流行。

而原先师说家法配合下，很多时候并非一样的记载，文字出入比较大是同时存在的。因为每人对同样信息的记录其实是再加工的过程，而表现形式是有不同的可能的。我现在就叫论语小组们各自记录有些东西，其实整理出来的笔记有的时候依然是不同的，甚至理解是不精确的。^_^。这就是口述的问题，但我们现代字繁而意简，所以问题不大啦。

所以其实深研进去，各个流派都可以朔流直上，回到源头。这是道家经文之妙。

第四，传世本价值

传世本其实河上公本，也是司马家读到的版本，也是和《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以及《庄子》最契合的版本。这点颇为明确，《韩非子》中引用《老子》之处在传世本中能找到20余处，而在郭店版中只有六处。《庄子》也有不少是老子之发微，可以和传世本印证处远多于出土版本。最起码有十几处竹简中没有半点踪迹。所以郭店竹简本老子并非传说中的三最，最原始，最完整，最好的本子。恰恰相反，可用性不见得有那么高。

传世本历经血与火的考验，不断有高道大儒对其校验，古时候的在这些方面的造诣可比现在的有料的多，所以还是比较靠谱的，至于是不是八十一章，根本不重要。这就是好听的数，使其成经的一种人为辅助办法。^_^。

至于其中对儒家的批评，摒弃，前面其实都写的很清楚了，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怎么写，正写反写都不会妨碍其中真意流传，这点是诗书的特点。也是三代学问的特征。后人所谓学者能得此者凤毛麟角。

尤其是对后人来说。修行以序，必然不会上来就读老子。^_^。而水平到了一定程度再读，气象完全不一样。先儒后道其实是春秋战国以来道家内部的基本思路，压根不是后人编排的。看看郭店楚简，《文子》，汉初诸位道家人物行事风格可以略知一二。只不过外门之人望文生义，不知其本，所以总是一副张狂无礼，空坐冥顽为道的模样。^_^。殊不知丈人最是讲礼。门下弟子无一不是礼学大家。嘿嘿。不知礼，焉能无之？千年流弊，聚讼纷纷，只在人心，不在经文。

所以什么版本流行？要看儒道关系的。汉武之后，儒道分列，儒家独尊为大，必然以克之，抑之，反之来辅之，佐之，平之。但儒家一样衰微之时，必然就是另外的诠释会出现。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作万物而不辞，功成而不有，世人根本连皮毛都未曾摸到啦。^_^

第五，偏执心态。

有一波学者是鼓吹用出土版本来重新诠释中国学术史之类的。。。真的懒得多做评价。他们多是文化大革命造反小将思潮的遗害吧，求新太过，反失其真，标新立异，以求惊世骇俗，言不惊人死不休的学术发烧，乃至炒作居多。学问只怕。。。

而没有传承的民间爱好者，也是这种心态下造作，各种大湿乱解道德经，真是恕我吐糟。。。省略两千字。^_^

但凡一个有传续的人都不会拿出土的文献作为根本来注解。所谓私淑弟子，也是自封的，糊弄小白还可以，但实际上，背道而驰。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分辨的办法。哎。我们看到的胡扯的东西太多了，真的腻歪了。在知乎上，我后来关于道德经的一个字也不写了。因为没有意义。不如从基础的开始吧。

至于许地山先生那个时代，疑古之风剧烈，在这种环境下，华夏传统要被打倒的，那么对道教的不友善声音，他不是最严重的。应该看看梁任公的言论哈。学者失去了敬意，不以敬事为本，对研究对象代入时代色彩的喜恶，不得其正，那么学问必然偏颇，自然可信度不高。其人对道教一点敬意也无，所以今日看来，错谬商榷之处不在少数，不足为凭。只可做参考，但也确实也说了道教的一些弊病，不过难免以偏概全，有比较大的时代局限性，不能做主要读物。大家要读道教史还是别从他这本入手啦。^_^。

出土文献对于我们校正有些版本还是有帮助的，有参考价值的，但不能全部依止出土文献。而贬低传世文献的价值是近些年的误区。殊为不可取。还是要平实的做学问，不要过早的下结论啦。

无限的拔高传世不妥，但无限拔高有可能是明器的出土文献更不妥。而我们道门传承有序，基本和传世版本差别很小，虽然其实郭店楚简对我提倡儒道不离最为有利，但也不能昧着良心说郭店是三最的。传世版本胜过其余两个版本之处。在于其能互相解释，其意贯穿始终，这样有些有争议的章节字句反倒不再重要。

最后，道德经的地位是难以撼动的，而传世文献有其被修饰的地方，但并不影响其主体的完整。那么还是要以传世为主，以出土为辅。说句过分的话，我们可以计算下权重，到底是挖出来的多，还是没挖出来的多？仅以殉葬明器之书简为依据，其实是很滑稽的事情，反之，传世文献的权重却很高，能在无数战乱中流传下来，必有其过人之处。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搞学术不是很严肃，就是在搞。。。完全脱离实际的脑洞应该适当的限制下了。^_^

至于大家修道读道德经，平时可以诵读，但真要以此修炼，参详其中真意，还是循序渐进为好，不以行为实，再好的经典也是脑洞的下场。^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