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问答_陶俑明明代替了人殉，为什么孔子还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么狠的话？
谢邀。
这事情上，孔子没弄错。
殉葬以人俑就是现在的烧纸人。这些学者不知道民俗烧纸人纸马干啥的，这其中的内在逻辑为何，所以断片儿比较多。
1.人生前所用，死后未散灭之前，已经养成的习惯，所以死后也看似要有所用其常。所以才有明器的出现。这是丧道。是先王所制。不通丧道亡者之道，才会有这样的困惑，才会错置乱解。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活人殉葬。而是先有刍草，再有俑葬，后来殷周尚文，不务其质，才改用人殉葬的。孔子怒斥者就是从刍草到俑这个阶段中，做俑之人，其后也无。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现在挖出来的顶多就是殷商和夏末的一些证明。怎么能证明更早之前是如何的呢？而且实际上挖出来多有陶俑和人殉混合墓葬。但他们看到的人殉往往是人祭，身首分离明显是祭祀所用，不是殉葬所用，没人愿意用没脑袋的，或者端着脑袋的奴隶伺候。有虞祭祀以首是夏商沿用在有虞某些祭祀的典型特征，而很多被捆着的，也不是人殉，而是夏以心，殷以肝，周以肺的祭祀手段。当然很可能是滥用。不过不伤骨骼肢节，烂掉了看不出来。但不是人殉。人殉必以齐整能用为上。缺胳膊断腿，被捆着完全不能用，烧个纸人没胳膊，等着你祖宗半夜托梦吧。哈哈
2.明器是啥，和祭器啥区别，是礼器中哪种，写过，都在知乎上。再写一遍：
《礼记 檀弓》：“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
所以明器是不具有活人生者所用之器具体功能的器物。死人不能用活人用的，原文写到“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丧礼就是要分别生者死者的。所以死者不许用活人之器，也就是不用活人，死人其实是一种打擦边球的做法。但越古越质素，才不会用人殉。
人殉从头就不可能是这种丧道的产物，只能是降本流末之后的变化。这种明器之道出现很早，但孔子推崇的刍草而束为善，以作俑象人，不仁之事，况乎人殉。陶木其实不如刍草好用，活人不如俑好用，可见这些学问都是在流变中失其实。夫子怒其不仁，也是怒其失本无知，坑人浅识伤人害命做无用之事吧。
所以一开始的明器丧道里面没有人，没有人俑，别说大俑没有，小俑也没有，因为不需要。而且那个时候不需要那么多人伺候。用现在的话讲，奴隶社会没开始之前吧。
2.丧道的演变，而俑殉出现的条件。
礼之初，简朴质素，祭祀都是累土为鼓，掬水为酒，以德齐鬼神的。丧礼也是最初的五礼之一，必循此意。参见：神仙不吃肉，为什么祭祀要用肉类呢？
夏商周为三王世代。往往在儒家典籍说夏，其实是带着有虞氏，当然按照西方沙文主义疑古论的观点，我们连夏都没有，况乎有虞？五帝？三皇？华胥有巢燧人？反正不着急，慢慢来，早晚需要出现的都会再次出现。^_^
我们可以看看典籍上咋记载有虞和夏后的礼制丧葬特点
礼记表记里有：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
有虞之道，不惹民怨。用人殉的可能极小会不引起民怨。
《易·系辞》“黄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诸中野”，则有凶礼也。
《易·下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
古人根本连土葬都不封，怎么有地方杀人以殉呢？殉葬需要有地穴墓室的。这是后世所造。
经曰：
昔者未有宫室火化，后圣有作，始制宫室炮燔醴酪之事。
宫室是地宫，后世丧葬专门有这类祭祀。火化不是现在说的火化尸体。而是用火食物：
但中古之时，饮食质略，虽有火化，其时未有釜甑也。“其燔黍捭豚”者，“燔黍”者，以水洮释黍米，加於烧石之上以燔之，故云“燔黍”。
说明这种有地穴宫室的的埋葬方式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所以这种存俑的方式没有合适的环境，而焚烧刍草之灵倒是有可能。^_^
那么这么存俑丧葬制度大概最早在啥时候出现呢？我们还是可以从礼记中到线索。
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
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则梓棺替瓦棺，又有木为椁替堲周，周人棺椁，又更於椁傍置柳、置翣扇，是后王之制，以渐加文也。
火熟曰堲，烧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谓之土周
有虞氏是继承陶唐氏的，故上陶。用瓦棺才开始不用薪的。才可能开始封和树的。而夏后则是继承发展了这种办法做出了土周。土周是现在说的 上坟包，下地穴的最早期形式，也就是所谓墓葬封土的始动。
这个时代大规模有封土墓树的。才有可能有条件有以明器陪葬留存方式的葬法。但这样的东西太过久远，不是那么轻易再历史地貌变迁总完整保存下来。想挖到得使劲往下挖才可能。^_^。
而在这之后，明器的发展，和人的阶级分化。奴隶被大量使用，正好是夏代家天下之后，造成了俑的出现，最后才开始有了人殉。
简单讲，上古中古之时，压根没有俑，就是最质朴的丧道。人后来夏后氏慢慢才出现这种以墓室地宫形态的丧葬，那么才有可能出现俑。那么现在挖出来的，几乎没有这个时代之前的。怎么能说明夫子之说不对呢？而且其实古代根本不是今人这样认为的。仰韶根本不是夏代主要特征啦。但这不是重点。
3.人殉是巨大的浪费。对于古代所谓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活人陪死人去死，简直是自己灭绝自己宗族的政策。所以原始之世这事绝对不会流行。而且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即便商周也都用战俘，但战俘横死，同埋墓中，若是没有点手段。不见得能侍候先人，弄不好只怕凶厉比先人还厉害，所以多是杀之，祭其先，而非殉葬。这不是丧道而是祭道，还是两回事的。
4.方法论上的误区。
王国维先生以来的“二重证据法”即指考古发掘出土的地下材料与传世历史文献互相印证的方法。这个方法，乍一听非常科学。但有一个严重的弊病。今人挖出来的数量不管如何计算，都远小于没挖出来的绝对数量，更远小于能挖出来的数量，更远小于历史发生总数。很多很多已经完全不在了。所以不能单单以考古作为最终的判断依据。所以论其权重没法子一下定论古代是啥回事的。不管你挖出什么来，都是小概率而已。
5，结论：
首先，挖出来的人殉大部分是祭祀人牲，这是两回事。而且墓中俑和人殉人牲都同时存在，没有任何迹象可以明确断定谁先谁后的问题。
其次，佐证的年代不是孔子说的时代，孔子说的时代比所谓仰韶还早。始作俑者最迟也是夏后早中期的人物。
其次，明器丧道指导下，肯定是刍草早于陶木之俑早于人殉的。学者的误区就是不懂儒学丧道之本。部分丧祭之别。总拿后来的宋明元清之说格之，自然有对不上号的。
其次，夫子虽然自述未知三王之英，但博古强识，后儒解释中能非常确切的感觉到这点。这些明器丧道由来根本不算什么艰深知识，夫子怎么会不知道呢?怒极才会骂人的。没有造作人形俑，从其质化作其文，就不会有俑变人殉这种再次的质文衰变之恶事。杀人不仁。不仁者，不守其本，其根，其实，其质也。
唐虞五帝之时，尚气为质，夏后以忠信，降本流末，人情恣生，治情之礼不得不文。到了后来，大贵族以人殉葬根本不是古人简易质素之道。这个杀人祭祀鬼神并不是一回事。
最后，考古证据往往只能做一时之论证，以后挖出来新的再说，当以存疑待考，暂备一说为上，才是真正严肃科学的态度。好大喜功，盖棺定论，以己度人，以今推古，过弊无穷。自以为今人多牛的自大导致了我们不能正确客观的认识古人的世界，所谓历史者，文胜质则史，不可足征多乎如牛毛也。